決定我們來生去向的三個因素中，上期主要談了「隨重」和「隨習」，這次集中談「隨念」。事實上，這三者是互相關聯的。

語自在金剛（Ngagwang Dorje）《利益壽終者教授．解脫幻境》說：「有人一生精進行善，臨終時帶着貪、嗔等猛力不善心而歿，後世生於惡道；有人一生屢屢作惡，臨終時於賢善之心中死亡，後世生於善道。這是因為臨終時心力強大，能令往昔所造能引生善道或惡道的其中一種業，首先現起果報；另一種業則於將來因緣會合時才出生果報。這並非沒有造業而受報，也不是造業而無須受報。」

月前趁暑假到臺灣尋找高僧資料，得昔日學校帶路新竹參訪茂峰法師來港前在臺弘法的遺迹。

茂公原籍廣西博白，出家後到肇慶鼎湖山受戒。那時，華南僧人流行到江南參學，茂公聯同筏可、融秋、茂蕊諸師結伴雲遊，廣增見聞。隨後到寧波依照諦閑老和尚，專習天台教觀，得傳法嗣。1924年，茂公偶遇來自臺灣的善慧法師，為他開啟了在臺弘法的特別經歷。

善慧法師是臺灣基隆人，原是「齋教」（神信兼信的善堂）信徒。約1900年，福建鼓山湧泉寺的妙善法師到基隆弘法，他以閩南語講經，能直接與當地人溝通，年輕的善慧亦因此拜師皈依。妙善法師見他青俊聰慧，樂於接引，兩年後更帶他回湧泉寺剃度受戒，是禪宗鼓山二十三代法脈。善慧法師回臺後，在基隆月眉山興建靈泉寺，是將大陸禪宗法系傳到臺灣分支的第一人，對當地佛教發展影響巨遠。

那時，正值日本殖民統治，日本佛教宗派積極在臺灣布教，1907年有感善慧法師年輕有為，特邀加入日本曹洞宗派系，並邀請到日留學。後來再委任為布教師，又獲大正天皇頒賜「御金牌」等榮譽。由於善慧法師是身負大陸和日本的禪宗法系的臺灣人，無形中也擔當了溝通中、日、臺佛教關係的親善大使，經常在福建、浙江各處，延請高僧到臺灣弘法，圓瑛、太虛等大師正是座上客之一。

上次舉了臨終時因惡業而受苦的佛教徒、因善業而善終的非佛教徒的幾個事例，說明了修行不僅是念誦或儀式，實際地止惡行善也十分重要。

即使不注重現生善惡因果的「修行人」，多數仍會關心臨終和死亡的事情。傳統上說我們來世投生到哪裏，取決於三個因素：「隨重」──生平最重大的善業或惡業招感生至善道或惡道；「隨習」──善或惡的習慣、習氣傾向使然；「隨念」──受臨終時的善念或惡念牽引。

以上三個因素，講到底還是離不開因果。阿底峽尊者（Atisha）的其中一位上師阿瓦都帝巴（Avadhutipa），曾對尊者開示道：「在未斷我執之前，如果不重視業果，縱使是某某學者和瑜伽師那樣的人物，也會生到地獄。」

近來社會上對於放生活動引起熱議，環保團體認為集體式的放生魚鳥既擾亂生態，若在不當的地點放生更會增加生物因不適應新環境而死亡的機率；其中最引起爭議的是，有部分宗教信徒則認為，生物經過祝禱後放生，即使因此死去，亦是一次轉生善處的機會……似乎各有道理。

現今，提倡放生約可歸納五類：一為解救正受威脅的生命；二為尊重生命平等，歸還自由。此兩種屬社會倫理行為，事出隨機，數量也少；三為某事（病重或延壽等）積福德，此屬信仰層面，卻涉及功利計較；四為生靈結佛種善緣；五為藉甚深觀想力，加持生靈得好死，引導能轉生善處。這些全屬佛教義理，一般涉及大量生靈，對生態影響較大。

佛教應是最早提倡放生護生的宗教。古時，人們直接從河溪泉井取水，水中多有微細生物，因此佛陀規定僧眾用水前先以濾袋過濾，若濾得小生物則放置在桶形的「放生器」內，然後穿上繩索，投擲回河川的深水處，讓生物安然回歸到原處，達至護生的目的；當飲用食水時，難免會傷害肉眼未能見到的微生物，因此佛陀教導在用水前要先念誦三遍經咒：「佛觀一滴水，八萬四千蟲，如不持此咒，如食眾生肉：唵，縛悉波羅摩尼，梳訶」藉由寶髻如來的加持，超度眾生，避免來生再投畜道。

歸根究柢，筆者認為不想持戒的終極原因是不信因果。雖然聽聞過許多佛經故事，記載如何微小的行為產生如何巨大的業果；也聽過佛陀遭遇「九種惱事」，神通第一的目連尊者救不了釋迦族、救不了母親，最後也救不了自己──全都是因為往昔惡業的障礙，然而我們總覺得這些是神話，跟自己距離很遙遠。

我們毫不理智地相信，平時做少許惡業不會有什麼大後果，故抗拒受戒以避免「增加」惡業；到了障難出現的時候，我們總不認為是自己的惡業所感，而是別人的錯、世界的錯！這類想法，顯示我們不太相信因果，認定苦報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、自己不會墮落惡趣。我們忽視了「業增長廣大」的自然定律──好比小小的種子，能長出參天巨木。

二十世紀初，本港有識之士本着人道精神，發起成立「反對蓄婢會」，爭取由政府立例廢止華人「蓄婢」的舊習，由是引起社會各界對女性權益和尊嚴的注重。其後，佛門大德也隨順風氣加以推動，專為女性信徒而設的道場與活動漸漸增多。在信仰而言，固然是鼓勵女信徒，亦能以女身發願弘法和成就。站在社會而言，亦有倡導平等、女性自強的貢獻，對改變華人傳統「重男輕女」的落伍思想，起了移風易俗的意義。

自此以後，亦有不少本地女信徒發廣大心，肩擔弘法利生的事業，她們的胸襟遠見，魄力與成就，巾幗未讓鬚眉。

二十年代，最先有浣清尼師在九龍城啟德濱豪宅區自置物業，開設西鄉園素菜館，經營素食及流通佛具，又在二、三樓兼設佛堂及圖書館，定期聚會念佛或開講佛經，可謂九龍地區最先進的都市佛教活動。

同一時期，港島的張圓明因依止日本的權田大僧正為皈依師後，創辦了真言宗女居士林，經多年修習，獲阿闍黎資格，應該是我國真言宗史上首位女上師；另一位張蓮覺居士，早年因受喪子之痛避靜，得佛法開導，心生欣慕，決心弘法。先後創辦佛教義學及女子佛學社，後來自資創辦東蓮覺苑，廣作佛事，成為戰前市區的佛教核心。

其後，林楞真女居士繼承遺志，除了領導苑務，亦同時創辦佛教聯合會及多家道場的董事，肩負戰後本地佛教復興的重任，功德無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