觀世音菩薩是大乘佛教重要的聖者。佛經載，觀世音在久遠劫前成佛，稱為「正法明如來」，為協助釋迦佛弘法而示現菩薩身樣。他在往昔發願「觀」聽「世」間煩惱聲「音」，予以救渡，故名觀世音。唐代，因與皇帝李世民的名字避諱，略去「世」字，稱觀音。

觀音菩薩隨緣化現，常以三十三相救濟眾生。自觀音信仰傳入後，廣受善信供奉，更與道教及民間信仰混合，成為國人普遍之信仰。

在香港，所有廟宇皆有奉祀觀音，在家供奉也不在少數。本港主奉觀音的廟宇約三十所，其中屬於佛教的有：大嶼山薑山觀音寺、赤柱觀音寺、荃灣芙蓉山觀音巖等。

由於觀音信仰深入民間，部分寺宇成為社區地標，更有以觀音名號命名地名或街道。例如「觀音山」一名，在港九、新界及離島就各有一處：元朗錦田觀音山，位於林錦公路之間，山腰有車路通往嘉道里農場，名觀音徑。農場更於近山頂處安奉觀音像一座，並誌碑文紀念。

九龍沙田坳道的觀音山，因昔日，在半山有觀音廟而命名。附近有王氏村落，稱觀音村，尚有五十餘戶。而慈雲山一名，實由觀音的「慈雲靄覆」而來。

港島大浪灣亦有觀音山，因山脈形狀仿似觀音面貌而命名。該處現為低密度住宅，只建有數幢別墅。

大嶼山的觀音山，清代有蓬瀛古洞供奉觀音菩薩，鄉人將廟後高山稱為觀音山，甚至將對面牛過田稱作觀音田。

四十年代末，大批的「移民僧」由國內來港，據報多達二千餘人，當中不乏高僧大德，也有許多文化僧人，他們隨力接眾，以僅有的資料宣揚佛法，為戰後的佛教發展注入新動力。

二戰前，有竺摩法師南來，穿梭港澳兩地弘法。戰後來港定居，與印順、隆根法師等編輯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。1951年，法師有感「世變日急，人心惶惶」，發心「為弘揚佛法的真理而犧牲，為爭取信佛的大眾而盡力」，藉着文字般若將佛法「輾轉開度百千萬人而無盡，如以一燈而燃多燈，燈燈無盡，光光不絕」，於是出版《無盡燈》雜誌。

雜誌最初在澳門出版，但考慮到香港在印刷、流通等資源較佳，創刊第二期就改到香港編輯及發行。內容方面，除佛學研究、時事討論外，編末附錄佛教消息，是當時唯一流通佛教資訊的書刊。直到1957年，竺摩法師移居馬來西亞，雜誌才改到檳城繼續發行。

1955年另有《原泉》月刊的創立。最初由游默尼師與唐君毅教授創辦，他們主張文化藝術可陶養性情，逐漸培養良善的精神價值，於自身而能安心立命，對世界亦有族睦邦寧的功效，於是編輯一本高雅風格為宗旨的佛教雜誌。

荃灣，位處大帽山南邊海濱，面臨青衣海峽。昔日尚未發展，僅為臨海淺灘，稱之為「淺灣」，相傳宋帝昺亦曾在此短住數月。

清末時期，因國內動盪，寺院亦受波及，僧尼避難來遷，從省城（廣州）乘船到港，在屯門、大澳、東涌及荃灣等處落船，由於人地生疏，缺乏照應，只好在鄉村後山覓地開辦靜室隱居。基於這種背景，使該等地區漸漸開闢成佛教叢林。就以荃灣而言，毗連灘岸的芙蓉山就成為來港僧侶的首選落腳地。

相傳，光緒年間有江西老僧心悟和尚來到芙蓉山，見山上高處有天然岩洞，冬暖夏涼，正好棲身。法師在岩內靜修數十年，到中日戰時蔓延，棄巖而去。

和平後，又有閩僧廣導法師入住，親手刪草修築，重闢為簡陋佛堂，取名妙蓮洞。由於附近山石嶙峋，法師特意開闢兩處小洞，名為玲瓏洞、觀音洞，又將周邊山石按形狀取名以獅、象、猴、龜等，合成「三洞十八景」。1955年，廣導法師發願出外遊化，偶遇江蘇籍的倫參法師，正好請其接管妙蓮洞。

香港是個特別的地方，自古以來都是移民城市。每當內地發生戰亂動盪，香港就成 為內陸居民的避難所。

二戰之後，國內爆發內戰，工商賢達、文人雅士，以至僧尼道俗都設法來港。尤其在 1948 年至 1950 年之間，來港僧人不下二千人。他們有的來港定居，有的以香港為跳板，轉至海外；亦有短暫停留，觀望局勢再決定行止。無論如何，他們對五十年代以來的本地以至亞太地區的佛教發展有重要的影響。

1949 年有位度輪法師，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港，展開了不平凡的弘法事業。

度輪法師，祖籍吉林。11 歲有感生死無常而立志修行，19 歲遇母喪而剃度，志切禪修，發十八願度眾生，深得虛雲老和尚器重，特傳溈仰宗法嗣，法號宣化。

1949 年底，法師來到香港，身無長物，得一居士引領到荃灣山上的觀音洞暫息。法師在洞內隱修達兩年，本欲開闢道場，惜因人事關係而未能成事，剛好有善信邀請至港島講經，於是離開荃灣。

醮，原是古代婚禮、冠禮（成人）的一種儀式。後來引伸為僧道設壇供聖超幽的大型法會。

古代經常發生戰亂，加上風雨寒暑，生命財產相當脆弱。為求心靈安慰，鄉族會定期舉辦醮會，延請僧尼道士主持法會，一方面酬謝菩薩庇佑，更祈未來安泰；同時超薦先靈，早日超升，消解怨結。

在香港舉行的醮會可分三類：有新界鄉族按既定年期舉行的酬恩例醮；有每年各種神誕或節慶舉辦的醮會；亦有因突發災難而舉行的超幽醮會。

話說1841年，英人佔領港島，選定中環作為政治和經濟的中心，銳意發展成遠東商埠。由於華洋隔膜，將華人移至上環一帶生活，漸漸成為華人生活圈。當時，國內動盪，外省同胞隻身來港謀生，日間在碼頭從事苦力工作，晚間則在太平山街一帶民房租住床位，生活極為艱苦。

華工們離鄉背井，人地生疏，遇有患病或意外，自然缺乏照料，加上生活條件極為惡劣，衛生意識薄弱，也容易染病而往生。當時的社會欠缺福利，華工的生活條件差勁，僅靠華人自組同鄉會、工會和福利單位，互相照應。有感客死移鄉的華工景況淒慘，除由社團義助殮葬外，華工之間亦多集資舉行超度法事，久而久之，僧尼道長在此承接功德，使中環士丹頓街至太平山街漸漸成為佛社道堂的集中地，高峰時期更多達三、四十家，相當興旺。不過，法會多為超薦個別人士，規模細小，遇到社會性的災難才會舉辦大型醮會。